电影《勇敢女孩合唱团》由肖勤的儿童文学作品《廖崩嗒佩合唱团》改编。我第一次看到这部小说的名字，觉得很“洋气”，又是“廖崩嗒佩”，又是“合唱团”，完全想不出小说写的是什么。待拿到小说后，才知道“廖崩嗒佩”是苗语“勇敢女孩”的意思，写的是贵州大山里一群孩子组成合唱团，以音乐为契机不断成长的故事。这容易让人联想到法国电影《放牛班的春天》，但小说完全是中国化、贵州化的。在小说中，我们能看出肖勤在努力挖掘贵州故事，为当下贵州的实践倾情书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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带着文学作品的阅读记忆，我观看了电影。其实我心中有一种期待，还有一些隐忧。我很期待看看改编成电影后能有什么不同，有什么突破，这种期待暗含着与小说的对比。同时也很担忧，在新大众文艺时代，单纯通过讲好故事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影像中脱颖而出很难。
但是随着电影的展开，我感觉这部作品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。我忘记了对比，无需再担忧，完全沉浸在了欣赏和感动中。概括来说，电影是唯美的，像是一幅画卷，又像是一首长诗，还像是一部交响曲。作为画卷，它展现了贵州之美、山水之美、民族之美、发展之美、和谐之美。对贵州之美的展示，成为电影的重要主题。作为长诗，影片中人物的对话、苗歌的歌词、情节的抒情性，都带有鲜明的长诗特征。作为交响曲，音乐是这部电影的核心结构，许多地方都在音乐上延伸展开。小吉老师、合唱团的孩子们、老歌师、音乐制作人等人的故事，都以音乐为中心结构起来，情节的推进也以此为线索。歌声围绕着大山的苗族，围绕着孩子们展开。《大山的小孩》这首歌，是孩子们自己写的，完全用儿童的思维。两位老歌师的苗歌则是民族的、大山的，是地地道道的民间文艺。
贵州不仅仅是山美、水美，大山的孩子值得更美的生活。这是电影更深一层的主题。为此电影采用难题型叙事结构。难题型是民间故事的常见母题之一，就是解决一个一个难题，最后解决一个总问题。在电影中，这个总问题就是要让他们过上更美的生活。这种更美的生活，就是享受现代化的成果，在社会生活、文化生活等方面跟上现代化节奏，融入其中。围绕这一总问题，影片依次展开了教育、医疗、交通等一个个具体的难题，其中尤以教育和交通着墨最多。小吉老师为了说服家长让孩子上学，周书记为了说服村民修桥，付出了很大的努力，也是电影的重要情节。
电影打动人的地方还在于朴素、接地气。该片提出的难题，都是现实的，是我们所经历过的，电影提出的解决办法，也是可信的，没有过度的戏剧化。我们可以感受到，这个时代的人们不是感情淡漠了，而是始终怀着深情。只要在合适的时空和机缘中，就会发芽、生长。这部聚焦大山里孩子的电影，就是这样一个时空和契机。人们心中的爱心与理想主义被大山里孩子的故事点燃，迸发出温暖的热力和光芒。观影过程中，许多人抹眼泪，这实实在在地说明了电影的“美”和“情”。
电影采取双重叙事策略。影片中的音乐人章超提出了一个问题“谁在拯救谁”，切中要害。看上去该片讲的是现代拯救闭塞，但同时也是原生态民族文化和情感在某种程度上拯救现代性。具体而言，章超等音乐人在帮助孩子们，其实孩子们的状态和感情也给章超枯竭的才思注入了灵感和生机。“大山的小孩”里的“小孩”不仅仅是那几个孩子，实际所有生活在大山中的人们都是“大山的小孩”，“小孩”是“赤子”，是原生态文化的具象化，是人类情感和生活的原初状态的隐喻。现代化让大山的孩子过上更美的生活，大山的赤子之心也让现代化保有温度与初心。在这种彼此成就的歌声里，孩子们长大了，大山也在歌声中走向了更美好的未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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